天價玉器背后的沒落產業


(2012-03-31)


天價玉器風波   2011年 初,被拍出2.2億元天價的一套漢代梳妝臺和凳子成為當年拍賣市場的“最貴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網絡論壇上一個帖子稱:這套天價玉器產自江蘇邳 州,是由當地一位趙姓老板在2010年歷時一年多制作出的贗品。在此后記者的追訪中,趙軍和當地的玉器協會會長汪如棉都承認這一說法。他們還為這套玉器的 流出補充了一些細節:先是以17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萬元價格倒手給了石家莊的買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現的故事就是故宮的 鑒定專家周南泉為玉器真假背書,認為這套玉器無論從玉質、顏色還是工藝、紋飾看都是漢代的東西,因此將該拍品取名為“漢代青黃玉龍鳳紋梳妝臺、坐凳(兩 件)”。最終,在中嘉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上,這套玉器定價為1.8億元,最終拍出了2.2億元。   在徐州當地正統的收藏界和學術界,這套 玉器被認證為漢代遺存是個顯而易見的笑話,是對當地悠久漢代歷史的反諷。徐州玉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玉文化從來沒有斷過的,是獨一無 二的中國文化,而戰國和兩漢時期是玉器文化的一個高峰。漢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點,具有玉文化歷史的里程碑意義,僅玉器品種就達到7300多 種。”徐州和邳州地區則是兩漢文化的重鎮。1994到1995年發掘出的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了聞名全國的金縷玉衣等一大批珍貴玉器,使徐州博物館 有能力開辟出國內唯一的漢玉專題展室。作為徐州的一個衛星縣,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漢墓,當地農民是這些漢墓最早的發掘者。徐州師范學院副教授于 盛庭對漢代歷史頗有研究。他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去當地的漢墓群看過,一個一個深約3~5米的墓坑已被挖開,中間的小路像田埂一樣細,走 在上面都怕摔下去。當時能從當地農民手中收購到很便宜的漢代玉器,“一塊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這些學者自豪于徐州的悠 久歷史,他們覺得有義務維護漢文化的正統性。這也是他們對這套龐大的玉器被專家鑒定為漢代遺存憤怒的原因。他們認為,已經發掘出的漢代墓葬群,已經為漢代 的服飾定下了標準。僅根據服飾來推斷,漢代就沒有凳子這類坐具。“因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連體的深衣,里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經衣。這種坐姿極為不雅,即使在 臥室里也不能這樣做。漢代雖然有褲子,但為方便便溺,男女內褲都是開襠的。如果這是漢代的梳妝臺,婦女要踞坐梳妝,豈不是要鬧離婚的大亂子。”于盛庭對本 刊記者說。   北京的收藏名家馬未都也從這個角度對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斷:“我們的起居中席地坐轉為垂足坐是在漢唐之際逐漸完成的。 ‘漢代玉凳’大大突破了歷史框架,說假都說高了,這是完全臆造的一個東西。文物鑒定到目前為止并不科學,但也不是無規律可尋。文物鑒定為標型學,標準的存 在極為重要,標準構成歷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認定偽作。歷史的框架說起來很虛,其實很實在。舉例說明,手機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產物,凡沖出這一框 架即是錯誤。這個框架今天誰都明白,但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除了專家誰都不明白這條線應畫在哪里。”   因為資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業 的產品標準一直為市場左右,“市場要什么我們就生產什么”,因此從未在生產階段留下過什么行規。但邳州玉雕業最早的從業者也保持著對歷史的敬畏感和認知底 線。彭元連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了邳州的玉雕廠。他對本刊記者回憶,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玉雕產品都是通過外貿公司出口國外。“外貿公司的標準很嚴 格,驗貨的人都是大學生,對古代玉器也懂。能通過檢驗的產品首先要料好,那個時候丟掉的料都比現在好。還要工藝精細,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征。”因此在 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辦玉雕廠時,他還專門請專家來給玉雕工人講課,不同朝代馬的骨節是什么樣,畫瓶、花草的樣式又是什么。彭元連如今經營著自己的玉雕廠。 雖然已經聘請大學生用電腦繪圖,但在年輕的繪圖員身后的玻璃柜臺上,還堆放一些有關玉器的古籍,作為繪圖時的指導。彭元連學歷不高,但他家中的書柜中有一 大摞關于中國古文化的書籍,《中國傳世名畫》、《中國人物鑒賞名畫》、《百手圖》……彭元連說,既然搞這一行,必須要了解哪個朝代發展成什么樣,看到有關 的書籍就都會買。這些書上有對歷史細節的基本描述。甚至還必須要懂中國文字的發展史,所以他還買了甲骨文的圖例畫冊。“現在的工人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孩,你 要指導他,就必須有理論基礎。”   市場的變化   彭元連進玉雕廠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 “每年買多少玉材,生產多少玉器,銷售多少,都是按計劃分配的。”彭元連對本刊記者回憶。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并不自由,他們作為亦農工,工人工資要和公家 按照四六比例分成。給外貿公司供貨時,也是每件玉器單獨定價,接受外貿公司的品質檢驗。   彭元連在邳州玉雕廠就開始跑業務,到全國各地的 外貿公司去簽訂定點。因此到上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體系開始松動,他到李口村辦社辦玉雕廠時,以往跑業務的經驗和人脈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那個時候市場已 經亂了,一些外貿公司的人自己出來做玉器出口,直接跟我們訂貨。我每年去深圳開訂貨會,慢慢和一些個體買主也建立了聯系。”與外貿公司的高標準不同,個體 買家對玉器的質量要求并不嚴苛。“經常是一大堆玉器,以平均價200~300元/件,全部拿走。”彭元連回憶。   市場渠道看起來更寬泛 了,但彭元連覺得銷售的壓力卻更大了。“玉器市場變化很快。有句老話是好三年,壞三年,不好不壞賴三年。而且各個買家要求的成品類型不同。我們做得比較謹 慎,通常都是先聯系好買家,知道他需要什么類型的玉器,有三分把握才做。如果這批玉器原來談定的買家失信,就很難賣給別人。這貨就砸在自己手上了。”彭元 連家中的玉器收藏室里還保留著這一年代做的幾個藍色巴西石玉雕,都是熱鬧的群像:八仙過海,群仙拜壽。因為人物繁雜,雕刻也頗費功夫。“這是在深圳訂貨會 上認識的一個海外的女買家。她就喜歡要這種人物群像的玉雕。我們給她供貨兩年。但到第三年訂貨會,她沒有來,這批貨就賣不掉了,存到今天,更不可能賣掉 了。”彭元連說。   最近與邳州玉雕業發生聯系的市場是安徽蚌埠。對蚌埠,邳州的玉雕人有一種復雜的感情。邳州本地的老玉雕人對蚌埠的東西 看不上眼,他們見識過好材料,對隨著蚌埠市場的侵入而普遍使用的廉價岫玉頗有些輕視。他們評價說:蚌埠的東西都是孬貨,而且沒有名門正派的風范。“我們這 里傳統的仿古玉雕是很規矩的,產品就是四大件:瓶,扎件,圭璧,人物花鳥。按照古書上的造型,用老刀法,該是什么形狀就是什么形狀,玉材多的部分就切割 掉。”李元對本刊記者說。但蚌埠的仿古玉器顯然少了對傳統規矩的尊重。“他們的做法是一塊玉料多余的部分,他們就將就做出一些花紋,添加一些古代造型里沒 有的東西。”   蚌埠完全滿足市場上那些想當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們并不認可這種做法,但在市場上,他們又不得不倚靠它。雖然蚌埠 在工藝水準上并不占優勢,但因為更靠近溫州、福建這些擁有大量民間資本的地方,它在生產鏈條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雖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 稱為邳州仿古玉器的“業務員”,但這個龐大的銷售隊伍的活動范圍并沒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齊的民間古玩市場。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銷地點還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場的發展對邳州玉雕業的另一個影響是,傳統制作業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的技工,幾乎都辦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雖然市場有風險, 但順應市場各種稀奇古怪的要求,總還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間,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將薪水分一部分給公家。市場的發展瓦解掉了傳統玉雕制造業,也瓦解掉了傳統的 制作規則,但卻沒有提供更好的產業出路。   彭元連家中和玉雕廠的院子里,堆放著各種庫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對瓶等,除了一部分 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為市場渠道不暢,沒能脫手的被迫庫存。數量之多甚至讓彭元連打算修一間玉雕博物館。但彭元連能承受這么多庫存的一個重要 原因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庫存來自社辦企業時期,“企業不賺什么錢”,但是盈虧也不需要他個體來承擔。自己辦玉石作坊后,他曾經試著像為外貿公司供貨那 樣,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為尋找買家的通路不暢,4年都沒賺錢?,F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為主。   年輕人    在邳州,玉雕業雖然聲名遠揚,但它并不算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李元說,邳州的主要產業是木業,還有銀杏等種植業。玉雕業雖然歷史不短,但一直沒有行業發 展的機會。大資本看不上這里,依靠產業的自身循環積累資金,也寥寥無幾。只有年輕人的闖勁是這個行業能出現一點變數的可能。   彭元連曾經 是這個行業的闖將。他最引以為自豪的經歷是上世紀80年代,當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經營陷入困境時,恰逢玉器市場迎來了一波好行情。公司的一把手來到他家 中,兩個人掂量能不能把工藝美術品公司拆分成三家,其中一家辦成玉雕廠。彭元連對本刊記者回憶說:“我說這事能干。一把手想先買兩臺機器試試,但我去訂貨 的時候,一口氣就要了10臺。當時機器也是計劃供應,沒有那么多存貨,最后給了我8臺機器。3600元/臺,在當時是筆巨款。”   在那個 年代,彭元連以青年人的敏銳和膽量,抓住了市場對玉雕產量有大量需求的機會。20年之后,新一代的年輕人則需要順應市場對玉雕品性新奇的需要。彭元連的家 中還留存著一些仿古玉雕早期階段的精品,尤其是客廳沙發邊的兩座商馬,四蹄踏地,微昂著頭,造型樸拙。材質用的是遼寧黃玉中的一種礦外料,也就是在河道邊 的玉石,雖然比不上河道中的黃玉珍貴,色澤也不是純黃,而是泛青綠色,但在玉材緊缺的今天,也算是好玉石。   趙軍做的漢代梳妝臺和玉凳, 卻加入了新的技巧。趙軍的師傅曾經在彭元連的玉雕廠里干過活,因此趙軍屬于邳州玉雕業的第三代從業者。李元告訴本刊記者,在進入這個行業以前,趙軍曾經學 過木匠。他做的那套漢代玉器是將所有部件分步做好,再用AB膠進行組裝和粘合。這是木匠的常用工藝,不但省事,還可以解決現在玉石材料短缺的問題。    但在老一代的玉雕人看來,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容易。不僅僅是技藝手法的更新,資本的冒險也在加碼。首先是玉材的挑戰。李元從2000年之后就放棄了玉雕, 轉做玉材生意,因為“制作行業太辛苦,管理工人費事,利潤也薄”。而作為制作源頭的玉材越來越緊俏,即便是便宜的青海玉,價格也比三四年前翻了約10倍。 “以前100元/公斤的玉石,現在已經漲到1000元/公斤。”而趙軍制作的玉凳,確實用的是好材料。“是遼寧新坑黃料,算近10年來最好的料,雖然是用 組裝的方式,但梳妝臺和玉凳各個部件的基本尺寸都很大,梳妝臺至少有45厘米高、55厘米寬,整套玉器光材料費都要近百萬。這種大件玉器如果砸在手里,就 要傾家蕩產的。”李元對本刊記者說。   制作大件玉器的第二個挑戰是技工。還留在邳州玉雕行業中的成熟技工并不多。因為入行門檻低,稍微成 熟一點的工人,要不就自己開作坊當小老板,要不就被強大的外地資本挖走。李元說,近10年是玉器行業發展最快的10年,但廣東、蘇州等地借著雄厚的資本, 成為現代玉器的高端制作基地,不僅壟斷了好的玉材,還高薪挖走工人。“在廣東,一個畫盒子的工人,月薪可以達到幾萬元。”彭元連對本刊記者說。甚至新疆的 玉礦主也加入了對技工的爭奪。“新疆那邊的玉礦主來這里招人,開的條件是一去就先給你10萬元。”最后留在邳州玉雕行業的,都是些十幾二十歲的小孩。他們 不如前幾代玉雕工人能吃苦,對玉雕的技藝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我們就是帶著他們玩玩。”彭元連說。為了應對人才困境,他還去河南鎮坪招人,那是另一個農 民玉雕產業的重地。“一車拉回五六十人,真正能用的不到10個。”他還留著好幾個被學徒們雕壞的玉器,本來一塊還不錯的黃玉,被學徒打磨時鉆穿了。這些都 是玉器作坊主要承擔的損失。   所有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資本。這個行業幾乎得不到什么政府的支持。雖然從業者眾多,但因為作坊式經營很小, 一家每年的營業額能上百萬元已經算是行業中的中上階層。政府收不到多少稅,也談不上什么扶持。李元記得,邳州玉雕業多年來最大的資本動向就是修建了一座玉 石城,容納了400多家有正規柜臺的商家。但這個項目也是浙江投資商本來為興建木業城投資的,后來項目失敗,才轉為了玉器城。行業中各個作坊主的沉浮,還 是依靠民間資源的自生自滅。有膽量的年輕人要想做大件玉器,最常見的資金來源就是高利貸,但如果一旦大件玉器不能迅速脫手,就會出現可怕的資金黑洞。“邳 州城內因為無法還貸而跑路的年輕人已經有好幾個了。”李元對本刊記者說。   因此,雖然所有人都說這套天價玉器是臆想的贗品,從傳統玉文化 角度看不具備價值,但趙軍在資本上孤注一擲的勇氣還是讓同行們佩服。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仿古玉器分為精仿、高仿、仿做、一般仿(也包括臆造),這套“天 價漢代玉凳”算是最低等級的仿品。“現在市場上就需要稀奇古怪的東西。趙軍膽子大,敢創新。”在采訪中,這是當地業內同行接近一致的評價。   資本與丑聞    李元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玉器發展史上有兩個高峰:明清時期和戰國兩漢時期。但因為明清玉器離現代太近,仿古的意味已經不濃厚,戰國和兩漢成為仿古玉器最 重要的階段。而享有兩漢文明中心的徐州及其附近地區已經出過好幾起著名的仿古玉器丑聞。“曾經有一個漢代漆器七子奩盒,先是送到‘鑒寶’欄目,被鑒定為真 的,隨后就捐給了南京博物院。沒想到天長日久,漆器開裂,露出里面的胎,發現是贗品,只好撤展。后來才知道是江蘇溧陽一個姓徐的造家做的。”于盛庭對本刊 記者說。   更著名的例子是“金縷玉衣騙貸案”。這件玉器珍品是徐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但是在2002年,商人謝根榮謊稱自己手中也有一件金縷玉衣,并得到了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等幾位業內專家的信譽背書,為贗品金縷玉衣估價24億元。謝根榮再用此向銀行騙貸5.4億元。    于盛庭對本刊記者說,古玩不應該進入現代金融領域。因為“古玩的變現能力很差,它不是必需品,市場變化很快,經常有行無市”。在邳州土產的丑聞爆出之 前,天價漢代玉器的結局也是有行無市。據中嘉拍賣公司方面的人介紹,2010年1月9日,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的《古玉雅集》專場拍賣會上,經多次競 價,366號競拍者最終以2.2億元的價格拍得此物。但喊價2.2億元的買家,最終并沒有付款。買受人當時所繳納的3萬元保證金依然在拍賣公司,已作違約 金處理。   但各種圍繞古代玉器的謊言和騙局仍然層出不窮。李維翰說玉器已經成為一種媒介,以達到各種目的。作為玉雕專家,他也經常被各色 人等輾轉委托尋覓玉器——或者是一個價值2000萬元的鼎,放在企業家的辦公室里彰顯氣派和實力;或者是一件看起來20萬元,但實際價值只有10萬元的玉 器,作為開發商打通關節時的禮品。仿古玉器只是豐盛到泛濫的資本物化的一種形式而已。于盛庭還記得曾經有一個浙江的公司,花2000萬元購買天安門上國慶 大典用過的宮燈,以彰顯公司的實力,“但最后那公司倒閉了”。   當財富暴增并出現錯位時,任何物品都可以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前提是整合 更多的社會資源,共同編造出一個好故事。邳州的仿古玉器業不過只是中國若干農民玉雕產業基地中一個,資本可以隨時放棄這里,尋找到新故事的載體。但對邳州 當地的玉雕人和這個產業來說,2.2億元的天價玉凳事件,既是一個輝煌的地方傳奇,也是一個遙遠終端的龐大資本與前端弱小的制造業,形成的一個畸形產品, 讓這個本來就慘淡經營的產業,未來更加黯淡。作為當地玉雕界的元老級人物,李元已經完全退出了仿古玉器行業,轉而經營現代玉器,他對仿古玉器行業前景比較 悲觀,甚至斷言現在市場太亂,仿古玉器肯定會越來越衰落。“若干年后,人們回過頭來看今天的玉雕歷史時會說,現代玉器發展很好,很健康,但仿古玉器很爛, 充斥假貨。”李維翰對本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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